智宇琛：中国企业在非洲：成就、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在非洲快速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成为中非合作关系的重要内容。但快速发展也容易引发某些问题，尤其当宏观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时，非洲国家投资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会凸显，中国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会暴露，因此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过程和前景不能过于理想化。

　　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在非洲快速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成为中非合作关系的重要内容。但快速发展也容易引发某些问题，尤其当宏观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时，非洲国家投资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会凸显，中国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会暴露，因此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过程和前景不能过于理想化。今后五年将是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应认真总结既往经验，理性分析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发展变化，不断解决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工作做好相应准备。

　　在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非洲越来越成为众多中国企业青睐的地区，尤其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启动以来，随着中非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并取得了长足进步。应当看到，中国企业走进非洲，一方面是由于非洲国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引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的现实需求，而中国企业具备的能力和优势能够契合非洲国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积极探索适宜非洲发展模式的努力息息相关。因此，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兴业，不仅有利于自身不断积累国际发展经验、拓展新的市场空间，也对非洲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意义，是一种真正的互利共赢的选择。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快速发展，基本上始于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创建之后。由于非洲国家在此期间经济增速普遍较快，且很多国家启动了工业化进程，而中国企业在走进非洲的进程中也能够高度关注非洲国家的发展需求，这就为双方富有成效的合作提供了充足条件和动力。

　　对于国民经济处于工业化初期和发展起步阶段的众多非洲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对其发展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企业对非洲投资的数量、规模及在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占比均不断扩大。

　　从投资流量看，2010～2014年中国对非投资额连年保持高位，分别为21.12亿美元、31.73亿美元、25.17亿美元、33.71亿美元和32.02亿美元，而2004年中国对非投资流量仅3.92亿美元。从投资存量看，2010～2014年中国在非洲投资存量分别为130.42亿美元、162.44亿美元、217.30亿美元、261.86亿美元和323.50亿美元，与2004年底的15.95亿美元相比，增长了19倍。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流量占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例由2004年的2.21%上升至2014年的5.94%，且自2010年起该比例始终稳定在5%左右;同时，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存量占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则由2004年的0.61%上升至2014年的4.56%;2014年底，中国在16个非洲国家中的投资存量占其引进外资总量的比例超过10%。

　　2008～2014年，中国企业在非洲设立企业数量从不足1600家增长至超过3000家。目前，除索马里、留尼汪、西撒哈拉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外，中国企业已在非洲52个国家扎根落脚，投资覆盖率达86.7%。

　　随着走进非洲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领域正在不断扩展，已涉足建筑业、采矿业、金融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服务业、农林牧渔业和房地产业等多个行业。2014年底中国在非洲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行业分别为：建筑业(占比24.7%)、采矿业(占比24.5%)、金融业(占比16.4%)、制造业(占比13.6%)，上述行业合计投资存量256.2亿美元，占中国对非投资总存量的79.2%。

　　随着投资存量的增加，中国企业在非洲各主要投资领域加快发展，并呈现不同特点。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矿产合作开发领域，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已形成互为补充的格局;在我国对非发展援助及金融支持的促进下，中国企业在非洲许多国家修建了大量交通、水利、电力、建筑、市政及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在能源矿产开发合作中，中国企业参与上下游产业链建设，为非洲国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做出了积极贡献。在金融合作领域，国家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及商业开发基金等金融机构对中国企业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支持格局，为经贸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资金和信用支持，为贸易和投资带来了便利。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将非洲作为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对象，在水泥、化工、纺织、汽车、家电、制药、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领域输出技术、资金和管理，不断探索合作共赢发展道路。此外，还有众多中小企业在非洲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及其他商业服务。

　　近年来，多数非洲国家政府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发展要务，中国企业也积极参与其中。2013年和2014年，中国企业对非洲建筑业投资流量分别为12.39亿美元和7.60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非投资流量的36.8%和23.7%。2014年中国企业在非洲建筑业的投资存量占中国对非投资存量的24.7%，比2011年的16.4%上升了近9个百分点。2015年1～10月，中国在非洲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为551亿美元，同比增长5%，完成营业额416亿美元，同比增长2%，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1/3。

　　交通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中国企业将在国内建设中积累的设计、施工、监理、系统集成等方面的经验应用于非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据统计，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在非洲参建5756公里铁路、4335公里公路、9个港口、12个机场。

　　在铁路建设方面，中国企业多年来在非洲参与了多项重大铁路建设工程。在安哥拉，中国铁建承建了全长478公里的罗安达铁路和全长1344公里的本格拉铁路，并分别于2010年12月和2015年2月通车，这两条铁路对安哥拉“能源走廊”建设及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埃塞俄比亚，中国铁建承建的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铁路于2015年11月启用，成为该国的“生命之线”。在肯尼亚，中交集团承建的蒙内铁路(蒙巴萨港—内罗毕)是东非铁路网的起始段，全长480公里，设计运力2500万吨，建成后将极大促进当地经济贸易发展。此外，中国能建、中国铁建等企业承建的尼日利亚哈科特—迈杜古里、拉各斯—卡诺及沿海铁路等长大干线形成西部非洲铁路骨干网，中铁工程、中国电建参建的摩洛哥丹肯高铁和中国铁建参建的利比亚沿海铁路、南北铁路等都是北部非洲的重要路网工程。

　　在公路建设方面，非洲国家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存在大量建设需求，中国企业凭借自身优势圆满完成了众多建设任务。在坦桑尼亚，中国电建承建的12条普通公路合同额超过7亿美元，这些公路形成了坦桑尼亚国家交通骨干网络。在刚果(布)，中交集团承建的全长126公里的国家2号公路一期工程于2012年竣工，该公路是连接该国北部最大城市韦索和首都布拉柴维尔的交通要道。在埃塞俄比亚，中交集团承建的全长78.4公里的亚的斯亚贝巴—阿达玛高速公路一期工程于2014年5月竣工，该公路是埃塞俄比亚第一条高速公路，也是东非地区规模第一、等级最高的高速公路，是非洲互联互通的样板工程。此外，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电建等企业参建的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东西高速、贝佳亚至哈尼夫高速公路、摩洛哥伊阿高速等都是非洲的重要公路工程。

　　在港口和机场建设方面，中国企业也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毛里塔尼亚，中国路桥承建的友谊港4号、5号泊位工程于2014年8月竣工，对毛里塔尼亚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在加蓬，让蒂尔港建设项目得到该国政府高度关注，中交集团积极参与投资运营，承担了包括配套公路、港口、桥梁等重点工程。此外，中交集团、中国电建等企业还承担了毛里塔尼亚努瓦迪布港、几内亚科纳克里码头、尼日利亚拉各斯港和莱基港、埃及塞得港等项目。在机场建设方面，中交集团所属中国港湾工程有限公司不仅顺利实施了苏丹喀土穆国际机场一期、二期工程，目前还在承建南苏丹朱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中国水电、国机集团、中国建筑、中国电建等企业承建了马里、塞拉利昂、坦桑尼亚、刚果(金)、毛里求斯、肯尼亚等国多个机场的建设项目。

　　非洲部分国家水资源丰富，但缺乏必要的水利设施，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建的许多重大水利枢纽项目为当地工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中国企业承建的水电、热电设施及输变电工程也惠及非洲各国。

　　在苏丹，中国电建承建的苏丹麦洛维大坝于2009年竣工，该工程被誉为苏丹的“三峡工程”，是尼罗河干流第二大水电项目，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大坝，总装机容量为125万千瓦，灌溉农田面积可达100多万亩，惠及400多万苏丹人民。继此之后，中国电建又在苏丹承建了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和罗赛雷斯大坝等水利工程，并一揽子总承包建设了包括300多座小型水坝在内的苏丹雨水收集项目。

　　在尼罗河水资源开发中，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和中国建筑等企业承建的埃塞俄比亚特克泽水电站、纳莱—达瓦河水电站，乌干达伊辛巴水电站和卡鲁玛水电站等项目合同总额超过50亿美元，总装机容量近200万千瓦。

　　在赞比西河水资源开发中，中国电建承建了位于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卡里巴南、北岸大型水电站工程，其中卡里巴南岸水电站能够提升发电能力30万千瓦，卡里巴北岸水电站项目包括安装2台18万千瓦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和配套土建工程。这两个项目能够为该地区矿业、农业发展和次区域合作提供稳定的电力保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在一些电力缺乏较为严重的国家，中国企业承建的电站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刚果(布)英布鲁水电站的建成实现了该国电力的自给自足，刚果(金)宗戈水电站解决了金沙萨和下刚果省的用电难题，喀麦隆曼维莱水电站、颂东水电站都是该国最重要的供电设施，赤道几内亚吉布洛水电站及其相关工程不仅解决了25个城市的居民用电问题，也对其上下游农田灌溉产生了积极作用。

　　中国企业还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建立电力工业体系。以尼日利亚为例，在电站建设方面，中国电建承建的宗格鲁水电站发电量占尼日利亚总发电量的近20%，欧莫托休、奥贡及帕帕兰多等大型电站总发电量占全国发电量的50%以上。在电网建设方面，由中国能建承建的穿越尼日利亚科吉州、尼日尔州和联邦首都特区等3个州的大型输电项目，是尼中部向首都送电的电力主干网。中国电建等企业还通过在当地建立人才培训中心、投资设立电力设备生产基地等方式，为尼日利亚培养电力人才和提供质优价廉的电力设备。

　　在新能源领域，中国企业也积极利用先进技术开拓非洲市场。由中国电建承建的阿达玛风电项目是我国第一个技术、标准、管理、设备整体“走出去”的风电项目，采用中国标准进行设计、施工和验收，同时在该国引入新技术和建立有关标准。新能源企业保利协鑫公司凭借国际化团队打开南非市场，投资5.1亿美元成功建设运营南非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电站，并获得南非政府高额补贴，带来较好投资回报。

　　我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建项目在承载中非友谊的同时，也带动相关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我国援建并由中国建筑承建的非盟会议中心坐落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该工程于2009年开工，2011年竣工，耗资2亿美元，占地面积13.2万平方米。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我国有关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积极参与，在当地树立了良好口碑。近年来我国企业承建的其他重要项目还有：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塞内加尔国家歌剧院、加蓬体育场，以及数量众多的援非学校、医院、政府大楼等项目。

　　中国企业在北非地区的拓展尤其引人关注，例如，中国建筑在阿尔及利亚承建的合同总额15亿美元的阿尔及尔大清真寺项目，项目含世界最高的清真寺宣礼塔和非洲第一高楼，这是中国企业在非洲承建的最大项目。中国建筑还承建了阿尔及利亚司法部13省监狱一揽子项目，以及7座五星级酒店工程。中石化于2008年承建了阿尔及利亚重点工程因萨拉至塔马哈赛特饮用水建设项目，该工程需要在撒哈拉沙漠中修建1260公里的输水管线，总投资逾20亿欧元，规模庞大、工程复杂，被誉为“世纪工程”。

　　安哥拉的战后重建也为中国企业拓展当地市政工程市场提供了机遇。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国机集团等企业承建了罗安达、马兰热、克利马内、马普托等主要城市的14项市政道路、电力系统、城市给排水、通信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此外，中国电建在加纳承建的“光明工程”惠及该国7个省700余个村镇，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国机集团承建的加纳塞康迪—塔克拉底、苏尼亚尼等三大区域性供水项目解决了该国西部50万人的卫生供水问题。

　　近年来，部分非洲国家高度重视通信及互联网建设，非洲“信息高速路”建设市场快速发展。以华为、中兴、浪潮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凭借技术水平领先优势，通过与当地政府和运营商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在非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潮中拓展了市场，树立了品牌，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和效益。

　　非洲大陆的无线基站有一半由华为承建，其中包括超过5万公里的通信光纤。2015年12月，华为交付1100公里的尼日利亚—喀麦隆海底光缆系统，并获得6000多公里的喀麦隆—巴西跨大西洋海底光缆系统项目。中兴的产品和服务遍布54个非洲国家，有约2000名员工为各国政府、企业、运营商服务。浪潮承建的津巴布韦高性能超级计算机中心，使该国成为第五个拥有超级计算机的非洲国家。浪潮的信息技术整体解决方案和云计算核心产品还广泛应用于南非、坦桑尼亚、突尼斯、尼日利亚等国的政府和企业部门。上海贝尔与多哥移动建立了稳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已连续获得七期当地全球移动通信系统网络扩容合同，覆盖该国220多万用户。大唐电信集团和尼日利亚银河通信公司共同开展了阿布贾城市无线覆盖及四大省布网项目，覆盖130多万用户，尼尔利亚主流报纸称该项目“将让几百万居民充分享受无线移动宽带服务”。

　　矿产资源开发是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重要领域，但近年来总体投资规模在逐步下降。2013年和2014年，中国企业对非洲采矿业投资流量分别为8.32亿美元和4.19亿美元，占当年对非投资流量总量的24.7%和13.1%;与2011年相比，2014年采矿业投资存量在中国对非投资总存量的比例由30.6%下降至24.5%。中国企业重点关注的国家包括苏丹、南苏丹、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喀麦隆、赞比亚、刚果(金)、利比里亚和纳米比亚，比较活跃的中资企业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有色、武钢、中广核。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开展能矿资源合作更多地着眼于在当地形成资源勘探、交通路网、冶炼加工、物流运输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综合能力，同时也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履行社会责任。下面选取若干重点项目予以介绍。

　　中石油在苏丹主要有1/2/4区、3/7区、6区、13区和15区四大产油区块，已形成约3000万吨/年的原油生产能力。中石油等企业还在苏丹投资建设了喀土穆炼油厂和石油化工厂等三个下游项目，以及近4000公里的原油外输管道，形成了500万吨/年原油加工能力，这些项目促进了苏丹石油工业体系的建设。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企业在阿尔及利亚主要有扎尔扎亭油田、阿德拉尔油田及102a/112、350、438b区块等，形成了约200万吨/年原油和20亿立方米/年天然气的生产能力。扎尔扎亭油田和阿德拉尔上下游一体化项目均是该国油气行业引进外资的重点项目。中国能源企业的投资打破了欧美石油公司在阿尔及利亚的垄断格局，对该国实施油气开发的多元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中广核在纳米比亚投资建设了湖山铀矿，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实业投资项目，堪称中非经贸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中广核于2006年组建中广核铀业发展有限公司，2012年通过中广核铀业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了对湖山铀矿项目100%股权的收购，并与纳米比亚国矿公司等机构共同组建了中广核斯科公司，全面负责纳米比亚湖山铀矿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湖山铀矿项目建设期间可为纳米比亚提供约6000个临时就业岗位，生产期间可提供1600个长期就业岗位。该项目投产后有望使纳米比亚成为世界第二大天然铀生产国和出口国。

　　中国有色在赞比亚进行矿业投资并建设“赞中经贸合作区”，开创了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政府合作的新模式。中国有色集团于1998年收购谦比希铜矿，并成立非洲矿业公司，中方持股85%。2007年，中国有色投资建设国家级经贸合作区，并得到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2亿元人民币的资金补贴。2012年6月，中国有色对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中色卢安夏铜业有限公司、谦比希铜冶炼公司、谦比希湿法冶炼有限公司进行资产重组，重组后成立中国有色矿业公司并在香港上市，所融资金全部用于赞比亚项目建设，为经贸合作区建设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赞中经贸合作区成立以来已吸引投资近14亿美元，并形成谦比希分区和卢萨卡分区“一区两园”格局。谦比希分区形成以有色金属矿冶产业群为主的主导产业，发展有色金属加工和衍生产品产业群；卢萨卡分区以卢萨卡国际机场及周边陆路交通为依托，发展现代物流业、商贸服务业、加工制造业、房地产业、配套服务业和新技术产业。

　　近年来，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大力推进非洲分支机构建设，积极开展相关金融服务和国际合作;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以及中非发展基金、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等大力开展政策性和商业性投融资服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向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提供保险。走进非洲的中国金融企业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企业“走进非洲”。截至2014年末，我国对非金融业投资存量达到53.2亿美元，占我国对非投资总存量的16.4%。

　　近年来，中国各商业银行纷纷加快在非洲设立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提升支持实体企业走进非洲的金融服务水平。中国银行约堡分行已建立起种类齐全的存款、贷款、结算、清算等人民币全系列产品体系，并与南非莱利银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行约堡分行担任南非人民币清算行。中国工商银行2008年以55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份，并依托该银行迅速建立起覆盖肯尼亚、加纳、尼日利亚、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多国的经营网络，从事存贷款、投融资、托管等业务。中国建设银行通过与南非第一兰德集团合作，共享覆盖非洲多国的经营网点，将业务领域拓展至额度授信、项目合作、汇款清算、贸易融资、银行卡服务、跨境人民币结算等多个领域。中国农业银行与刚果(布)政府、刚果国家石油公司等于2015年10月共同设立中刚合作银行，这是中国国有银行首次与非洲国家组建合资银行，将向中非经济货币共同体其他成员国拓展业务。

　　设立中非发展基金是中国政府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对非务实合作八项举措之一，目的是支持和鼓励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中非发展基金于2007年6月开业运营，初始设计规模50亿美元，由国家开发银行承办，外汇储备提供了资金支持。中非发展基金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和投资咨询业务，为到非洲开展经贸活动的中国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为相关企业提供管理、咨询、资产重组、并购等业务。截至2014年底，中非发展基金投资项目共计79个，分布在34个非洲国家，承诺投资金额近30亿美元，覆盖基础设施、装备产能、农业民生、能源矿业四大产业板块。2015年12月，中国政府宣布将为中非发展基金增资50亿美元，使其总规模扩至100亿美元。

　　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是中国政府在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宣布的推进中非合作八项举措重要内容之一，由国家开发银行独家承办，资金规模10亿美元。该贷款按照商业化原则运作，根据项目重要性、借款人信用等级、项目风险评估结果等因素，以及非洲国家接受市场化利率的程度，以商业贷款和优惠性质贷款相结合方式提供融资支持，支持对象包括非洲独资、中国独资、中非合资或合作企业。专项贷款分为授信平台转贷和直贷授信两种模式。截至2015年6月末，该融资机制累计承诺贷款19.54亿美元，涉及农林牧渔、加工制造、贸易流通等多个行业。

　　非洲共同增长基金是2014年5月由中国人民银行与非洲开发银行签署的一项融资协议，基金规模20亿美元，旨在通过多种渠道增加对非投融资援助，包括设立多方参与的基础设施与工业化合作基金，以推进非洲基础设施发展和区域互联互通，支持非洲经济升级转型。该基金期限为30年，20亿美元的资金将在10年之内全部投资到由非洲开发银行推荐的项目中。

　　2015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召开，我国政府宣布设立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由中非产能合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首批资金100亿美元。中非产能合作基金将秉承商业化运作、互利共赢的理念，通过以股权为主的多种市场化方式，重点服务非洲“三网一化”建设。

　　中国援非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简称“两优”贷款，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承办，贷款资金由该行自行筹集，贷款发放亦由该行自主评审。从“两优”贷款申请、评估、发放及管理的全过程看，该融资机制有以下特点：一是贷款对象为国家机构，二是贷款申请为政府行为，三是审查标准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四是贷款发放须由我国政府批准，五是贷款不附加政治条件。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曾承诺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截至2012年上半年我国共批准对非优惠贷款121亿美元。2015年12月，中国政府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将向非洲国家提供350亿美元的优惠性质贷款及出口信贷额度，并提高贷款优惠度。中国进出口银行已逐渐探索出一套运用“两优”贷款支持中国企业开展对非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开发的有效模式。在蒙内铁路、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铁路、卡鲁玛水电站、坦桑尼亚天然气工程、尼日利亚铁路现代化和宗格鲁水电站等大型项目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先后提供优惠贷款近100亿美元，有力促进了中国企业在非洲大型项目的顺利开展。

　　随着中非贸易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赴非洲投资，建立加工制造基地并积极开拓当地市场。2011年底我国在非洲制造业投资存量为24.8亿美元，2014年底增加到44.1亿美元，短短3年增长近一倍。截至2014年底，我国企业在非洲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存量占我国在非洲投资总存量的17.8%。

　　我国轻工业企业具备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优势，而非洲国家则具有一定的人力成本优势，因此近年来很多中资企业投资非洲取得较好成绩。华坚鞋业2012年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建厂，在成功实现扎根当地并出口欧美市场后，该公司开展了“二次创业”，2015年启动华坚国际轻工业园，该工业园的发展目标是“东莞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产能转移至当地，将出产该国鞋业、服装、手袋等产品的6成以上”。恒天集团所属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埃及无纺布项目，占地面积约2.0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总投资额1247万美元。该项目已于2008年2月正式投产，为埃及提供了500个就业岗位，年销售额约750万美元，其中出口650万美元。海信在南非亚特兰蒂斯工业园投资设厂，“南非制造”的标识为海信产品打开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非洲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带动了当地水泥、建材等生产物资价格上涨，我国相关企业也利用自身技术、资金优势积极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中材集团与尼日利亚唐氏集团合作，在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刚果(布)、加蓬、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喀麦隆等国的14条水泥生产线，年产量达2000万吨。冀东水泥在南非投资18亿兰特，在林波波省年产水泥100万吨。巨石集团2011年在埃及投资建设玻璃纤维生产基地，是中国在海外自主建设的首条大型玻纤生产线，该项目已投资约2.8亿美元，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超大型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技术，产品可填补中东和非洲市场空白，并有助于应对欧盟、印度的反倾销措施。中国有色在刚果(金)承接的希图鲁铜矿工程、绿纱铜钴矿工程、卡松波尾矿再选工程等多个项目累计合同总值13.4亿美元。

　　多年来，交通运输和工程机械装备是中国对非出口的大项，在出口贸易带动下，很多中资企业开始走进非洲，实现本地化生产、销售、服务，更好地适应了非洲需要。一汽集团与中非发展基金共同出资1亿美元，在南非组建一汽非洲投资有限公司，创建汽车生产线和4S店，形成比较完备的产业链。福田、华晨、比亚迪、中华、奇瑞、吉利、长城等汽车企业也已走进非洲，部分企业已计划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中国中车在向非洲出口内燃动车组、机车、客车、货车、城轨的基础上，开始向南非输出制造技术，且本地化率超过60%。

　　在中非农业合作中，部分企业投资农产品深加工，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另有一些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农业相关上下游产业投资，促进了非洲农业配套体系建设。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所属中成股份参与经营的多哥阿尼耶糖联等项目经过艰苦创业，生产经营逐步走上正轨。新希望集团在埃及投资设立动物饲料生产基地，并计划追加投资扩充产能。江苏牧羊集团在肯尼亚、尼日利亚、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设立分支机构，并在埃及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为非洲多国提供粮食储藏装备及服务。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非洲投资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二是中国企业自身存在的不足，三是全球宏观经济下行趋势带来的不利影响，四是西方国家的不利影响。这几方面的问题或为结构性问题，或为周期性问题，且各种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时常产生叠加效应，不利于中国企业在非洲实现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

　　非洲投资环境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很多，对中国企业影响较大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总体上看，非洲大陆近年来战乱较少，但局部战争与冲突仍时有发生，利比亚、科特迪瓦、马里、刚果(金)、中非共和国、南苏丹等国发生的武装军事冲突给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带来很大损失。例如，在利比亚战乱中，总共有13家央企和数十家其他企业受损，中国铁建、中国建筑等上市公司不仅遭受业务、财产损失，股价也遭遇重挫。中国企业在非洲采矿业投资规模大、固定资产和从业人员较多，因此，一旦发生战乱，这类企业很容易遭受较大风险损失。如2011年南苏丹独立后，中石油最重要的两个区块(1/2/4区和3/7区)都位于南苏丹和苏丹的边界线争议区，而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投入巨资建设的油气工业下游产业链则基本位于苏丹。由于原油产地和冶炼基地被人为分开，各企业为此遭受不小的损失。

　　由于非洲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贫困人口较多，再加上宗教、部族等问题交织，非洲很容易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2015年11月，中国铁建3名员工在马里遇害的消息引起举国震动，再次给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三大极端宗教组织开始相互勾结，引发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等国恐怖活动呈升级态势，而这一区域恰恰是我国石油企业投资相对集中的地区，因此企业安全运营风险较高。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众多实践表明：在那些政权相对稳定、发展战略和投资政策保持连续性的国家，中国企业多能获得较好的发展成绩;而当非洲国家发生政权更迭尤其是亲西方的党派上台执政时，对中非合作项目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非洲国家政治人物甚至为了迎合西方，在选举时经常以抨击中国作为手段，在上台后也会出台一些不利于中国企业的政策。诚然，对于国际经贸合作而言，互利共赢才是最佳选择，中非合作之间优势互补是双方开展合作的基础，因此即使出现政权更迭，也不至于从根本上影响中非合作的趋势和大局，但是对于企业而言，这种政局变动带来的影响巨大，可能造成较大损失。

　　一些非洲国家与中国政府洽商引资项目时热情很高，但在项目落地时因种种原因一拖再拖，导致项目运转不顺利，给中国企业带来损失。以中钢集团在喀麦隆投资的洛比铁矿为例，该集团于2008年获得洛比铁矿探矿权并持股97.5%，之后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前期开发，但在开发过程中，由于当地政府办事效率较低，项目涉及的环评、水电、物流、配套设施等各环节均需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协调，该矿建设过程步履维艰，成本居高不下。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中钢集团已将洛比铁矿列入待出售资产计划。

　　部分非洲国家为保护本国资本、就业或公民利益而出台的一些法律法规给中国企业在当地发展造成困难。如阿尔及利亚2009年颁布实施的《投资法》规定：在所有合资公司中，阿方须拥有公司51%的股权。南非的《黑人经济振兴法案》不仅通过“股权、管理控制、平等就业、技术发展、定向采购、企业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等七个方面给企业打分来决定各项投资管理政策，更对农业、金融业、建筑业、旅游业、矿业、石油业等行业的黑人持股比例进行了特殊规定。在实践过程中，很多合资企业的双方股东由于立场、观念、利益等方面的不一致，往往在关键、重大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从而影响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津巴布韦政府于2016年3月接连采取行动，一方面对钻石开采企业强制“国有化”，一方面加快外资企业“本土化”进度。由于津巴布韦70%以上的外企都是中国企业，因此这些行动无疑会对中国企业造成不利影响。近年来，在苏丹、赞比亚、莫桑比克等国家，都发生过政府不同程度地“征收”或“指令性购买”中国企业产品、股权、资产等的情况。

　　企业跨国经营，投资、采购、利润汇出以及日常生产经营都会涉及所在国本币、美元及人民币之间的汇率以及换汇手续等事宜。目前除东部非洲部分国家外，多数非洲国家外汇管制较为严格。例如，南非将外企利润汇出与其在当地借款挂钩，安哥拉对外企汇出利润实行严格审查并实施配额管理，加蓬的外资流入和流出都必须得到严格审批，加纳仅允许外企通过开设离岸账户方式转出外汇，埃及、苏丹均严格监控和限制外企收汇、结算、汇出，阿尔及利亚对外汇汇出审批时间较长等。外汇管制对中国企业的不利影响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企业进口原材料需要使用美元结算，购汇不便会影响采购效率，增加采购成本;二是企业汇出利润需换购美元时，部分国家常常设置严苛限制或附加条件，影响企业资金流转速度和赢利水平;三是当所在国货币相对美元贬值时，企业汇出利润将承受汇率损失。

　　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兴业，必须考虑投资地的税收政策，以对赢利水平做出正确判断。虽然近年来部分非洲国家推出了一些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但很多国家的税赋水平相对较高。如刚果(金)的公司税高达40%，喀麦隆、几内亚比绍、马里、贝宁、乍得等国的公司税率均在35%以上。还有不少非洲国家税目繁多，且征税机制不规范。如津巴布韦、乍得等国的税目多达几十种，企业综合税率远高于平均水平。一些能矿资源富集国多征收高额附加税，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伴有一定程度的腐败和权力寻租行为。

　　很多企业在赴非投资前考虑人力成本主要立足于工资成本，然而受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特点影响，很多直接或间接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的人力成本，因此在考虑对非投资时还应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其一，由于许多非洲国家缺乏系统的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和产业工人队伍，虽然当地工资标准并不高，但相关的教育培训费用却很高。很多制造业企业需要对员工进行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培训才能正常开展工作，且存在培训机构、师资不足等困难。其二，非洲民众的维权意识较强，工会势力也比较发达，中国企业在加班、降薪、辞退员工时往往需要付出更多成本。其三，在日常管理中，由于存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障碍，在很多中国企业里中方员工和非方员工沟通交流并不顺畅，部分企业存在相互隔阂较深的情况，有的企业由于未能招聘到合适的非方管理人员，在实际管理中影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总体而言，目前中国企业对非洲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更主要的是“了解非洲”所需人员、资金、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保障和投入非常欠缺，为此白白付出“学费”的案例屡见不鲜。部分大型企业还能够建立专门的研究团队来解决此问题，而对于广大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在赴非投资之前的高昂调研成本则往往成为“拦路虎”。更有少数人利用信息不对称和非洲国家法治欠缺，以“介绍项目”“拉关系”等名义浑水摸鱼，使很多企业遭受无谓损失。国内对非洲的宣传、报道较少，影响力有限，尤其是针对国别、行业的公共信息几乎无从获取，这也为促进更多企业赴非洲发展，以及进一步优化我国在非洲投资的产业结构带来一定现实困难。

　　一般而言，大型基础设施和能矿开发项目投资规模大、影响面广、技术要求高，项目前期的规划、勘察、勘探、标准制定、设计等工作庞杂繁巨，如果参建方能够提前介入，与业主共同协商有关安排，并与项目所在地利益相关方做好沟通，则对后期工作顺利开展很有益处。但现实情况是，我国企业前期很难介入，甚至不明确业主的要求。同时，非洲国家与我国政治体制和治理机制不同，中国企业在非洲国家承建牵扯多方利益的大型项目时，习惯按照中国模式运作，往往对政府寄予过高期望，不擅长与当地相关利益方协商沟通。

　　企业在境外经营发展，除了做好主业之外，还需要与之相关的服务业作为支撑。多数非洲国家发展程度较低，产业布局不完善，当中国企业“单兵突进”投资某个产业项目时，常常会面对上下游环节欠缺的客观困难。很多在非洲的中国企业不得不自己组织生产生活配套服务，很多企业在非员工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从我国对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等地区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产业投资均在建筑业、采矿业之上;相对而言，中国企业在非洲的上述行业投资就低很多。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非洲，无论是开展大型基础设施或能矿开发项目，还是进行制造业投资，都不得不在商业谈判、法律援助、设备租赁、营销网络、仓储物流等环节支付更多成本，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动力。

　　随着赴非投资的中国企业日益增多，有些规模小、实力差的公司，甚至是纯粹的贸易或中介公司恶意打压价格、随意承诺，获得项目后不能履约的情况时有发生，不仅影响守法企业的正常经营，更对中国企业和政府形象造成恶劣影响。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部分非洲国家市场和法律环境不规范；另一方面，我国在企业赴境外开展工程承包业务的管理上，往往是“限制了大的，管不住乱的”，正规企业在办理项目备案、资格审查、招标保函时面临环节较多、手续复杂等问题；而有关部门在海外工程承包项目协调时，又经常仅根据备案时间等简单依据把项目从正规工程企业协调给非专业企业，在项目实施中造成技术和质量问题。

　　中国企业为非洲发展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部分中资企业不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不仅影响中国企业整体形象，违法企业和个人也付出沉重代价。出现较多的问题包括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进出海关携带违禁品，行贿当地官员，违规从事法律禁止业务，违反劳动合同法。这些问题的发生，一方面反映出部分企业境外经营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海外中资企业规范管理的难题。非洲现有约3000家中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中小民营企业，主要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及其他商业服务，这种“多而散”的特点对监管提出了挑战。

　　对于赴非洲投资兴业的中国企业而言，2008～2014年的发展机遇和条件都比较好。然而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非洲也受到重大影响，主要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造成非洲国家出口和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大幅上升，本币贬值，通货膨胀攀升等，从而导致非洲投资环境普遍恶化，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也不可避免遇到新的挑战。

　　第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我国能矿企业在非洲的发展。由于西方企业布局早、垄断程度高，我国石油、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行业的企业在非洲只能寻求开发条件较差的能源矿产，因此前期建设投入较大、开发周期较长，受本次下行危机影响较大。从2014年开始的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能矿企业在非洲的发展。以山东钢铁集团为例，该集团曾在2012年以15亿美元取得了塞拉利昂唐克里里铁矿有限公司铁矿石项目25%的股权，2014年由于铁矿石价格暴跌，该矿已经停产；2015年2月，由于非方股东非洲矿业公司无力还贷，该集团不得已接手了非洲矿业的股权，这对本来就负担沉重的山东钢铁无异于雪上加霜。与此类似，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企业和中铁物资、中铝、金川矿业等矿业企业也难以避免负面影响，部分企业不得已暂停开发已获得的能矿资源权益，以避免更大损失。

　　第二，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放缓给我国基建类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一是非洲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和国际融资环境恶化带来新挑战。2015年以来，尼日利亚、南非、安哥拉、加纳等国家财政大幅下降导致公共部门投资项目大幅度收缩，进而导致我国基建类企业面临可投标项目减少和在建项目回款难度增加等问题。二是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为了保证国内就业，许多非洲国家更倾向于将重大基建项目交由本国企业实施，加上欧洲市场不景气，许多老牌欧洲基建企业也盯上了非洲市场，导致中国基建企业在非洲的竞争日趋激烈。

　　第三，非洲国家市场需求下降给我国制造业企业在非洲发展带来困难。其一，非洲国家中产阶级收入减少和失业率上升导致消费品需求和购买能力下降，同时欧元、日元贬值增加了欧洲和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导致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当地制造的产品的市场份额遭受冲击。其二，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矿产开发投资的下行导致钢铁、建材、化工、交通运输和工程机械装备需求下降;而由于这些重工业部门与国民经济关系密切，非洲国家政府也必然向其本土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多产业、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保护，从而影响我国有关企业发展。

　　非洲有长达百余年的西方殖民史，西方企业也长期经营非洲，因此非洲目前的很多商业规则和法律法规受西方影响很大，中国企业在非洲“客场作战”受到既有规则限制约束较多。

　　西方国家在非洲能源矿产领域有很大利益，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和矿藏，中国企业在非洲只能投资开发条件较差的地区。即便如此，在很多能源矿产合作开发项目中，西方势力依然会加以阻挠。例如，安哥拉近年来推行多元化石油外交战略，英美企业多次在石油开发权益项目竞标时对中国企业进行围堵，安哥拉政府在具体项目中也经常摇摆，中国企业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再如，阿尔及利亚发现的100余口新油田中70%是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发的，美、意、澳、英等国石油公司近年来持续加大在阿尔及利亚的石油投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的范围加大和程度加深，与西方企业的竞争也会随之加剧，西方势力也必然会加大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和“干扰”力度。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近年来西方媒体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和“新殖民主义”言论，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非洲的智库、非政府组织、媒体等，形成对中国企业的负面舆论宣传攻势，对中国企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首先，西方媒体将中非能矿合作开发报道为“中国对非洲资源的掠夺”，将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贷款等举措歪曲为“中国掠夺非洲资源的工具和手段”；西方媒体还不断指责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圈地运动”，在发生饥荒的国家“掠夺粮食”，在矿山生产中“奴役”非洲人民，等等。这些负面报道在中国企业与非洲国家开展重大项目合作时往往产生很大干扰作用。其次，对于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西方媒体习惯于夸大宣传，其关注点聚焦于劳动条件、安全生产、劳资矛盾、环境保护等方面，而这些负面宣传往往成为非洲国家一些利益团体开展党派斗争的工具，在选举年和政权更迭时期表现尤其明显。再次，在全球宏观经济放缓和非洲经济下滑的形势下，西方媒体又抛出“中国经济放缓成为非洲崛起的障碍”“中国将会对非洲乘机掠夺”等新论断，这些观点虽然只是西方媒体惯用宣传手法的延续，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也很容易起到负面作用。此外，西方媒体将中国与非洲之间的产能合作和产业对接指责为“中国为甩包袱向非洲转移大量落后产能”“中国产业转移将大规模污染环境”等，无疑对中国企业下一步在非洲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中非开展经贸合作区合作对于制造业转移非常重要，尤其在非洲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制造业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建设经贸合作区引进适用的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可以在该国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自2007年以来，在中非合作论坛下设立的国家级经贸合作区包括尼日利亚莱基自由区和奥贡广东自贸区、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和毛里求斯晋非经贸合作区。一些中国企业在博茨瓦纳、南非、乌干达等国独立创立了一些小型的工业园或自贸区。但在近年来的实践中，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非洲国家给予的配套支持不给力。在中国企业投资和参与建设的经贸合作区中，非洲国家政府在土地、税收、通关等政策支持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等方面力度不够，例如苏伊士、莱基等经贸合作区内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好，但园区周边配套的市政基础设施依然缺乏，影响园区内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有的地方政府忽视“筑巢引凤、长期培养”的重要性，反而认为中国企业能够在短期内获取高额回报，对经营园区的中国企业提出了较为严格的投资回报要求，客观上制约了园区对资金、技术和管理的引进。

　　另一大问题是入园企业融资难问题。目前的园区普遍存在入园企业无法将境外资产作为抵押物向我国银行申请贷款的问题，而非洲国家储蓄率较低，金融业不发达，几乎没有中国制造业企业能够从非洲当地银行获得贷款。“贷款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园区的发展速度，也降低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对非投资的意愿和动力。

　　应当看到，非洲国家的问题和西方国家的不利影响等外部困难短期内很难根本解决，只能通过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加以克服和适应，更好地规避风险、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对于中国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则需要通过政府的正确引导和规范管理，以及企业的调整和改进逐渐解决。

　　经过此前数年的快速发展和积累，中国企业在非洲已经形成一定基础，这对于我国开展对非工作而言既是宝贵财富，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如何在当前基础上盘活存量，保持增量，推动中国企业在非洲实现更好发展，并实现与对非政治、外交工作的相互促进，应当说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在当前形势下开展中非产能合作和产业对接工作，面临的现实难题很多。非洲国家尚未做好产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准备，因此绝不能一拥而上、遍地开花，而应重点考虑在政局相对稳定、投资政策适合我国企业发展以及具备一定资源禀赋优势的国家，选择若干重点产业进行试点，并在发展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可重点考虑我国企业投资较为集中的国家和地区，加强“互联互通”路网建设投资，比如在莱基、苏伊士等经贸合作区及若干大型能矿开发项目中统筹规划实施相关配套路网工程，围绕重要港口码头建设投资，规划实施“港铁路电油气”一体化综合工程。同时，在交通路网周边与非洲国家共同规划建设若干地域分工明晰、产业梯次合理的产业发展带，统筹考虑制造业投资和产能转移，实现路网建设与产业投资协同发展。针对我国企业在非洲配套服务业投资不足的问题，应积极鼓励商贸、物流、法律、咨询、评估、租赁等服务型企业投资非洲。针对我国零售业企业在非洲“多、小、散”的现状，应引导大型商贸企业赴非投资，并开展业务整合，提高“中国商品”的质量标准，促进我国在非洲零售业企业的转型升级。

　　第一，加强国务院国资委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中的作用。建议将国务院国资委纳入“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此举一方面有利于统筹指导国有企业在非洲的发展，有序推进中非重大合作项目，另一方面国资委可以借助“中非合作论坛”机制这一平台切实解决国企在非洲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产业协同、互联互通、重大风险防范等问题。

　　第二，建立“一站式”服务机制。为提高引导、推进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工作效率，应统筹加强驻非各国使馆经参处、投资促进中心和国内各省市对外经贸管理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加强与非洲国家有关机构的国际合作，系统梳理企业对非投资所需的国内外报批、备案、工商、税务、海关等手续，并纳入统一管理流程，制定企业对非投资操作指南，建立统一的工作界面和信息管理系统，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投资服务。

　　第三，鼓励行业协会、商会走进非洲。重点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对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中的服务和保障作用：一是提供对象国商情咨询，尤其应为广大中小企业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二是提供本地化服务，在招投标、投融资、诉讼及风险防范等方面为中国企业提供支持和保障；三是在中非大型合作项目中推行中国标准，尤其是针对非洲国家多采用国际标准的情况，还应积极开展标准认证方面的国际合作；四是与当地社区和非政府组织沟通，切实解决企业在融入当地社会方面的问题。

　　我国能源矿产资源海外依存度高的现状短期内无法改变，仍然需要加强海外能矿资源获取能力。当前部分在非能矿开发企业生产经营遇到困难，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大支持力度，促进行业整合，确保国家海外能矿资源获取能力。一是建立或增加专项基金以支持我国石油、煤炭、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的勘探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勘察设计工作，降低企业前期高风险勘探投入成本。二是加强与非洲资源国开展能源矿产资源勘探合作和信息共享，逐步建立非洲能矿资源信息网络。三是对现有能矿权益资产进行科学评估，加强勘探研究，增强资源储备能力。四是确定重点核心开发区域，集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配套发展上下游产业链，保障优势资源向高产项目聚集，并形成一体化开发优势，从而为下游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供应。

　　我国对非“两优”贷款目前大部分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今后可推动“两优”贷款与能矿开发、经贸合作区项目有机结合，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产业合作的促进作用。建议重点加大两个方面的支持力度：一是增加与我国投资的能矿开发项目互联互通及上下游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是增加与中非经贸合作区相关的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要根本解决因非洲国家严格的外汇管制对中国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需要持续推进人民币在中非经贸合作中的交易结算。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其一，促进非洲国家央行增加人民币外汇储备。非洲多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内各国货币可以相互流通，因此如果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将有利于人民币在非洲的流通和结算。其二，推进重大基建项目使用人民币交易结算。要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对合同谈判、工程分包、过程管理、物资采购等全过程进行系统设计，又需要国家有关职能部门、金融机构以及参建中资企业协同工作，还需要与对象国进行大量的协商谈判。其三，尝试开展对经贸合作区企业的信贷业务。中国在非投资的制造业企业如果能够获得融资，必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交易中的人民币结算。因此建议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对入园企业开展信贷业务，并逐渐扩大支持范围，为有关制造业企业在非洲发展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既需要我国政府的宏观指导和规范管理，更需要重视和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和积极性。在政府层面努力营造投资发展环境的同时，有关企业也应重视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实践证明，在非洲发展较好的中国企业，基本都是管理严格精细、国际化程度较高、有机融入当地社会的企业。因此，制定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于中国企业在非洲的长期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做好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是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做好长期规划，坚持“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应特别关注以下几点：一是重视产品和工程质量，积累良好的社会信誉；二是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严守底线，杜绝行贿等违规行为，确保商业行为合法合规；三是建设和谐劳资关系，依法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加大教育和技能培训投入，促进中非员工交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四是主动保护自然环境，加强与当地社区和居民的沟通，积极融入当地社会。还应处理好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的关系，做好正面宣传，可重点做好这样几项工作：一是加强与智库和媒体的合作，积极提供宣传素材，适度增加资金投入，形成有效的软实力合作建设机制；二是面对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责难和负面报道，不仅不回避，还要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正面应对，增进当地民众对中国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三是提升宣传工作的国际化水平，尽可能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内部报道”转变为“国际宣传”，同时积极组织、参与国际化的公益活动。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风险防范需求远高于国内，其中既包括战乱、恐怖袭击、社会骚乱等安全风险，也包括政权变更、政策变化、法律变化等商业风险。可从以下几方面加强防范和应对。其一，与专业安保公司合作，强化风险评估、安全培训、安全保卫、紧急撤退、医疗救援等方面的能力，提高安全风险防范水平。在同一区域的中资企业可在办公场所、项目现场、员工驻地等方面加强协调，共同聘请专业公司开展安保业务。其二，加强企业间的协调，联合应对风险。尤其应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及领军企业的作用，通过联合增强与当地政府谈判维权的能力，通过共同聘请律师、相互配合等方式降低维权成本，改变“单打独斗”的不利局面。其三，针对经济下行周期的影响，有关企业应根据行业特点制定应对措施。对于能源、矿产等行业企业而言，针对需求下降、投资收益降低等问题，及时调整业务结构和规模。对于基建类企业而言，一方面应加大回款工作力度，将回款管控关口前移，锁定回款来源，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工期和质量的管控，避免因工程进度、索赔等原因影响回款。

　　中非之间产业结构互补性较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产业技术更适合非洲国家引进和发展。但非洲国家市场容量普遍小，工业投资项目回报周期又普遍比较长，因此容易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建议国内企业先采取直接销售或与大型企业合作“借船出海”等方式进行产品出口，在此过程中熟悉当地市场、供应链、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法律法规等要素，然后再考虑投资设厂。如果计划销售准入程序复杂的大型工业设备，或准备开展对当地企业进行收购、并购等较为复杂的商业行为，则建议与法律、财务、评估、咨询等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以提高效率、防范风险。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能矿开发项目牵涉面广、社会影响大，因此，此类项目启动前，承建企业应高度重视项目的规划、勘探、勘察、设计进展情况，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配备专门的国际化团队，与非洲国家共同开展水文地质、矿藏分布、国土资源、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前期研究，至少应在工程实施前期进行实地调研，做好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设计及系统集成方案等工作，还应考虑到工程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总之，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发展远景值得期待，但发展过程并不是越快越好。面对诸多挑战和困难，中非双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都应冷静思考、沉着应对，抛却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以稳健、务实的态度与非洲国家共同协商，认真做好长远发展规划，脚踏实地解决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凭借恒久耐心和坚韧毅力，不断将中非合作推向更高层次。